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。2017年大学一毕业，就进入了刺猬公社工作。2018年8月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写了一篇关于山东新媒体村的稿子，突然间被广泛传播，甚至被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中，我看到的不是荣耀，也不是麻烦，而是只要工作就会面临的一种可能性结果；同年10月，我被晋升为团队的编辑，开始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，站位不再是自己，而是所有人。
这一职位在我职业生涯中登场的速度远远超过我的预期。按照我原先的职业计划，我起码要在记者的岗位上工作5年以上才能胜任这一岗位的要求和期待，隐藏在我内心中的一个执念是，一定要写出我从开始到结束都认同的经典稿件。我们业内都称为“个人代表作”。
那时，我从没认为写山东新媒体村的那篇稿子是我的代表作，它只是我的一个工作结果，理性的认知超过了情感上的评断，再往深了思考，也仅此而已。直到后来的几年时间里，不断有人在我耳畔提及这篇稿子对他们在新媒体行业上的影响，我才慢慢理解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影响是“不以作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”。这种影响和反馈在日后的工作中演变成一种“意见”，伴随我走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一辈子。
我的“个人代表作”执念持续了很久，它给我带来红利，也带来过伤害。但既然公司选择了我，那我也就“走马上任”了。我是带着开心、憧憬、恐惧和无知接受这一“礼物”的，面对整个团队，我基本不知道怎么管理，或者“领导”。
说来也奇怪，我一向不认为我善于管理团队，或者带领团队，但是自从小时上学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，都莫名其妙被选为协助班主任的班长或者班干部。此次晋升，本质上依旧如此。
鉴于整个团队的成员从年纪、履历、能力等方面来判断，大家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水平，参差不大，我建议采用“轮值编辑”制度调动整个团队的积极性，也维持整个团队的运行。
“培养人”的心态和氛围在团队内特别重，这一制度也让记者走上了编辑岗位，不少记者也获得了成长，能从较高的角度去看每一个人生产稿件的全过程，全局视角好过单一视角，编辑和记者之间的摩擦也很少。这项制度在团队内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，当它被其他制度取代时，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原先相继进入团队的人离开，最终只有我在团队待了下来，一待就是六年。
那时，“我的作息是每天晚上9点前拿到第二天即将要发布的稿件，编辑后，记者录后台，我再进入后台做最后版式编辑，夜里12点左右，我定时第二天早上8点推送，除了商业合作稿和大会的稿子，其他的正常我自己编辑和推送。”
我的一篇周总结文中写到，“与每一个记者跟进选题，一定要催稿，给记者一个时间表，对于新同事，主要是辅导他们如何适应现在的规则。”
整个编辑部对稿件和记者的要求都很高，基本每周轮到我做轮值编辑都有反思，对每一篇稿子都有点评，“整体来说，上周的数据不算好，一是没有热点，二是大家写的稿子其实不够好。”在点评末尾也会心虚，“以上若有言论不当，请见谅，也请直接与我唠嗑。”
那总之是很开心的一段时间，给大家的建议也很容易听得进去，“因为我们发现，能接受建议并把建议转化成自己方法论的人，进步真的很大。这类人的执行力也非常强，结果的好坏，更多时候由执行力来支配，而不是单纯的空想。”
我自己也沉浸在写稿的状态中，“我自己上周（2018年11月）发了一篇新浪20周年的稿子，之前写这种稿子会很有成就感，但是现在写完，发现成就感不是很强了，应该是进入一个适应阶段了，自己会觉得挺舒服的。新浪微博的人挺包容的，我问他们，要不要不提今日头条和微博娱乐化，他们的人说：石灿，写任何稿子都要奔着好稿子去，不要回避那些问题。这点还挺感谢他们的。”
随着越来越多写稿之外的事情进入到我的工作范围，我开始慌乱了，需要一个理论、概念或者名词去解释那种乱糟糟的状态。我喜欢“比较”，通过“比较”在不同的事务、工作、个案之间寻找到共同点，然后归纳总结出一个合适的陈词，最后用来解决我的困惑，只要我的困惑解决了，团队的困惑也随之迎刃而解。
大约是2019年，我越来越往后靠，记者越来越向前走，说实话，我内心是比较煎熬的，倒不是我想要靠稿件出名，而是在我以前的认知当中，不论是编辑还是记者，都是靠稿件来塑造自身价值的大小的。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了。
那是一段特殊的时光，我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记者个人身上，我该怎么去定义当时的我呢？思来想去，我想到一个词——作品，我的职业身份完全是记者时，我的工作内容是写稿子，稿子就是作品；当我的职业身份加入了编辑后，我的作品可以是记者，甚至是整个团队。
作品是一种结果，抽象来看，它是诸多具体工作内容的一个集中体现。作品也是我解决工作中职业身份困惑的一个方法，慢慢地，我接受了不同的工作要求和内容定位，参与到人事招聘、内容条例制定、运作运营活动、商业市场谈判等等方面。
从系统运转的角度去看，这是一套自我认识与实践的系统，是我探索外部世界的一种方法论，但还不够，“作品”的艺术性和感受性还是太强了，而我的工作内容经过几年变化，也早已超过编辑所囊括的范畴。
2022年，我认为编辑已经没办法概括我所从事的工作内容，职业经理人更加适合描述我的现状。于是，我开始了解职业经理人的角色。一年后，我辞职回到家，把更多心思放在一个问题上——我该怎么重新理解当下的我？终于，我用一套宏观的体系把大多数人生碎片信息组合并串联了起来。
我对传统哲学的倾向越来越重，结合阳明心学与我个人实践的经验，得出一个知识方法系统：心是一个模糊的象征，也是阳明哲学的起点，与之对应的是客观世界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与之相似，“物质决定意识，先有物质，后有意识，物质第一性，意识第二性，意识依赖于物质等唯物主义思想；而且承认意识具有能动作用，意识不仅能够能动的认识世界，同时意识又能通过实践活动能够能动的改造世界。”
走了好长的一段路，最终又回到了高中政治课学习的基础哲学中来。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沉浸到阳明心学时，很困恼它过于强调自我的声音。后来，看了一些学者的书才知道，阳明心学被许多后来者搞坏了，简单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，我学习到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解读。
虽然现在我还没完全弄明白阳明心学，也没办法完全认同它从儒家主义强调的等级观念，但我在2023年10月，基本上解决了“初心”的起点问题，它涉及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。我把“作品”抽象地看做“事”，在事上磨练自己。把事做好，影响力和赚钱是顺带的事情，先事后利；心事是因，名利是果；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
我已经对过去一段时间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做了有效的归类。它们被放置在科学、心学与神学范畴中。我所从事的工作被归属于科学范畴，包括写稿、采访、拍视频、商务洽谈、面试等等，心学是实践和实现它的基础。
与此同时，科学、心学与神学三者并非完全孤立存在，而是相互为先后，呈现三位一体的模式。这是我对于知识、世界、事业与人生的新知识宇宙观，单一某方面的学说已经迷惑不了我。这种宇宙观也是我当前理解的一个“作品”。
2019年悟出“作品”之前，我的学习对象早已经不是媒体行业，而是互联网行业，产品思维和用户思维对我的影响很深。每次写完稿子后，我都会以普通读者的心态在手机上重新阅读至少一遍，心里默念：“如果我是一个对这篇稿子提及的话题完全不了解的用户，我会怎么理解这句话？”删删改改一些晦涩的词汇和句子，精打细算每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。
经过五年的沉淀，我对“作品”的理解早已远远超过了稿件本身，团队、记者、品牌、商务等等业务内容均可用“作品”去解释。但这套逻辑可能只对我有用，并不适用于其他人的经验、经历和人生。接下来，从商业内容团队角度，我展开讲述我对它的理解。
对于一个内容团队，最重要的事情并非打造爆款内容，而是实现一个目标：持续生产相对高品质的内容。别看这句话不长，但每个词汇都很重要，要实现“持续”，必须有人，人超过两个，就是一个小团队了；一个小团队想要长期在一起做一件事情，最重要的不是分配利益，而是生产利益，分配与生产互为前后，早期先生产，中期要分配，长期以生产为本。
这就需要打造一个小型组织，组织需要硬件和软件。
硬件是工作的流程与规章制度，运营工种要对稿件、品牌进行传播、维护和反馈；稿件类目上，要建设团队持续生产内容作品的能力，解决打造什么样的产品的问题，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细分拆解出来，并制定标准；流程极为重要，把它一点点拆解、分析、总结，并用一定的要求把标准确定下来，包络固定的会议和灵活的会议；最基础，也是最基本的工作是日常行政，比如上班的规矩、外出的规矩等等，都要制定，要看得见，感受得到。
软件包括两方面，记者和品牌。记者是人层面的事情，主要涉及确定招募人员的画像、发布招募信息、面试应聘者、发布offer等等方面。
发布offer之前，主要考察量化部分和质化部分，比如采写能力与商业认知能力、职业底线与职业理想，等等。提问时，先提问个人能力，再问道德价值观；选人时，先看道德价值观，再看个人能力。如果价值观与团队不匹配，一票否决。
把人招进来之后，如何培养人、如何用人是最难的，用人也在培养人的体系中。我始终相信，人只有在做事中才能成长，对于记者而言，只有到现场去才能获得更快的成长，永远坐在办公室的记者永远无法成为伟大的记者，记者这份职业天然与实践相依为伴。
我会定期与不同的记者进行面对面沟通，主要聊记者当前的困惑与打算；作为服务者，我会从我的职务范围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，如果没办法提供相应的支持，做一个倾听者也挺好。在职场中想要找到一个虔诚的倾听者，说实话，非常难。
记者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无形塑造了整个团队的形象，这种状态在商业社会中被称作品牌形象。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有内在的组织情况决定的，品牌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，而外交能力是由内政决定的。这是一条定理，在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中都能适应，包括家庭，你的家风如何，是由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生存状态共同决定的。
在因果关系中，品牌并非一个组织做事情的原因，而是结果，当组织内部的成员、组织关系、基本运行规则拥有现阶段最合适的运行状态后，品牌的积极能量自然会体现出来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会刻意去塑造一个品牌的美誉度，一旦，某一个行为停止了，品牌的美誉度和声量也就下降了。这种行为固然有用，但并不是天然的，而是人造景观。
所以，一个组织想要打造良好的品牌，需要多在“因”上下功夫，“因”大多是平平无奇的日常工作。只有先成为一家正常的公司，才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。
我对因果报应论的接触很早了，但认同其的时间很短。2023年9月，我对命理观念重新思考，发现个人命运与公司命运很像，二者都深受宿命论和因果论的影响。经过一番思考，除了人必然的生死因果，我把宿命论理解为过去发生的事，要以“已成定局”的心态去看待过去，用因果论的视角看到尚未发生的事情；已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，只能对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把控，越是不确定的事情，越有可能发生在自己不知晓的未来。
为了让未来变得更好，用因果论解释和指导，我得出的唯一解决方法是，着眼当下、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而这一瞬间都是当下——当下为因，未来的产物是果。
个人努力决定了自身的下限，时代红尘滚滚向前，上限来自于一种时代赠予的运气，这是无法凭借个人能力所掌控的，我唯一能做的是掌控好自己。许多人会担心辞职后找不到工作，或者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我也曾如此担忧过，可以是，抛开一切外在因素，最终要承受这世间一切的只有你自己，而要承受你的所有不安与安定的只有“心”。
定了心，便定了情。
此举，我解决的不是做什么的问题，而是信念感、意义感、梦想和目标的问题，过程、方法、策略、措施处在如何做的战略认知圈，而更为具体的选题、采访、写作是做什么的技能范畴。
特别开心，我在2023年的秋天构筑了一套由内而外的认知系统，它现在还很稚嫩，需要在世上多磨练，但它已经能更好地让我的内在变得更稳定了。对于之后要做的事情而言，稳定的心态是一件好事。
